(圖/shutterstock)

(示意圖 翻攝自網路)

 

文/白經濟TalkEcon

 

PTT 鄉民最常引用的學術論文是哪篇？

毫無疑問是台大經濟駱明慶老師 

2002 年發表的〈誰是台大學生？〉。

聯考時代怎麼上台大？

〈誰是台大學生？〉拿出數據證明，

投胎投在台北市大安區就贏在起跑點！

那在廢除聯考後的過去十多年呢？

那就要看本篇介紹的續集：

駱老師今年加碼推出的〈誰是台大學生〉2.0 版。

 

趕緊接下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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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台大學生 1.0 ：聯考沒有多公平

過去 14 年，所有扯上教育的戰文

如果想引用個研究來打臉對手，

起手式必然未看先猜〈誰是台大學生？〉。

然而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未看先猜，

1.0 版雖然傳唱 PTT 八卦版與台大版，

大多數的人還是「未看」。

我們就先來複習一下 1.0 版說些什麼。

 

1.0 版有個暱稱叫作

〈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

顧名思義就是探討在台大學生中，

不同的性別、省籍和居住地區的學生

上台大的機率有什麼不同。 

1.0 版出版於 2002 年，

使用的資料是 1954-2000 的台大學生學籍資料。

這段期間的主要入學方法就是一試定終生

「大學聯招」。

對於懷念聯考那個看起來好像比較公平、

三級貧戶可以翻身選總統的時代的人來說，

1.0 版分析的期間就是他們的黃金歲月。

 

然而這段黃金歲月真的有比較公平嗎？

這就是 1.0 不只有經濟學家在看，

而是 PTT 鄉民也會引用的威力所在。

1.0 檢視近 50 年的資料後發現，

原來號稱最公平的聯考只是騙人的童話故事：

 

1.男女比：

1960 年代末期，

女性佔台大學生比例就已到 4 到 5 成之間，

但學院之間的分配比例懸殊

（而且看起來學院男女比和 2016 現在沒差多少）；

 

2.省籍：

外省人上台大的機率比較大；

 

3.高中集中度：

台大學生集中來自明星學校，

1982-2000 年間大約 82% 的台大學生

來自考試前 20 名的高中；

 

4.城鄉差距：

台北市的 18 歲人口上台大的機率

比省轄縣的人口高 2.15%。

覺得這數字很小嗎？

這是省轄縣上台大的機率的 7.3 倍！

[(0.0215+0.0034)÷0.0034=7.32]

 

5.然而天龍國這 7.3 倍的優勢裡，

縣市平均的父、母大學畢業比例、

公務員家庭比例、以及平均家庭所得等變數，

只能解釋這優勢不到五分之一的成分； 

 

台大生的家庭背景：以法學院為例

因為學籍資料不包含個別學生的家庭背景，

所以只能粗略的用縣市平均代替。

但是 1.0 還是逐一登錄 2000 年

台大法學院（當時為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 4 系）

大一到大四學生入學時填寫的基本資料，

來看看考台大在家庭背景上的篩選效果。

結果 42.42% 的法學院學生的父親教育程度

在大學以上。這樣算多嗎？

1998 年 18-22 歲的大學生中

這個比例是 17.19%，

如果範圍擴大到該年全部的 18-22 歲人口，

這比例只剩 5.85%。

如果看學生的母親的話，

這數字分別是 26.69%、7.53%、以及 2.23%。

另外有個傳說是以前經濟起飛的年代，

公務員家庭的收入比較低。

那麼他們的子女上台大法學院的機率如何呢？

在 2000 年的台大法學院，

父母之一是公教人員的比例是 41.69%，

對 1998 年的全國大學生來說這比例是 21.73%，

對全國 18-22 歲的人口來說則是 11.5%。

 

咦啊不是三級貧戶都可以變總統？

怎麼投胎投在台北市或是公務員家庭

就可以贏在起跑點？

這顯現如果只拿一些不世出的練武奇才當例子，

其實無助於討論聯考的真實現象。

1.0 分析之下的聯考就像打棒球，

只是其他人從本壘揮棒開始，

天龍國的小朋友則是從三壘起跑。

就算有些人天生神力，

腳上綁個 30 公斤的鉛球還是可以在 

30 個外野手的夾殺下擊出全壘打跑回本壘，

那也不代表在他腳上掛鉛球

還有放 30 個外野手抓他是合理的規則。

 

其實如果認真想一下，不難理解

看起來很公平的聯考為什麼獨厚天龍人。

假如有兩個天資相仿的小孩小智與小茂：

小茂出身書香世家，

爺爺還是地方上的學術角頭；

小智出身一般家庭，

偶爾還要去夜市幫忙擺攤維持家計。

就算考試考的東西有唸就有分，

但小智下課還要去擺攤，

小茂可以在家好好學習認真向上，

考試出來小茂要是考輸小智，

那大概就是小茂把多出來的時間都拿去把妹了。

 

以上是〈誰是台大學生？〉1.0 的研究結果。

1.0 分析的資料最晚到 2000 年，

而大學聯招在 2002 年

由「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取代，

傳統的「一試定終身」走入歷史。

這個號稱等於「多錢入學」的萬惡多元入學制度，

表現又是如何呢？

在 1.0 稱霸八卦版論文引用次數 14 年後，

這就是 2.0 ：

〈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

要回答的問題了。

 

多元入學的設計

說明：與教育部推動多元入學之進程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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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的多元入學制度經歷數次變革，

即使是廢除聯考後的讀者，

印象中的多元入學應該也和現狀有些落差。

雖然聯考要到 2002 年才正式廢除，

從 1994 年教育部就已主導辦理「推薦甄選」，

1998 年也開放大學自定招生規則辦理「個人申請」，

因此全面性的「一試定終生」

只持續到 1993 年。

1.0 分析的台大招生年間，

聯考分發的入學比例都還是佔了超過 90%；

實際上的制度變化，

要到 2007 年教育部以

「照顧弱勢、區域平衡」為目的

增設「繁星計劃」招生管道，

然後在 2011 年將「繁星計劃」和

「學校推薦」合併為「繁星推薦」。

而個人申請雖然比例是新增管道中最高的，

但因為實際效果可能只是讓本來在

「考試入學」就會上台大的學生提早放暑假，

所以很難說對學生組成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2.0 的分析主軸，也就放在繁星是否真的

「照顧弱勢、區域平衡」，

而繁星推薦可以視為規模擴大的繁星計劃，

因此比較的基準就定於 2011 年繁星改制前後的對照。

 

「繁星推薦」的設計是將大學的科系

分入 7 個學群，

每間高中都可以對各大學的所有學群

各推薦 2 名學生，

但每個學生都只能被推薦

給一間大學的一個學群。

以台大共 3 個學群為例，

就是每間高中最多可以推薦 6 個學生給台大。

在這個方法之下，

明星高中和地方高中都只能推薦 6 個，

相對於最會考試的建國中學

一年大約 3 成的學生會進台大，

在繁星推薦的名額內所有高中的機會都一樣，

藉此將機會分散到明星高中之外。

 

 

 

多元入學後，誰是台大生？

接續 1.0 的分析，

2.0 以 2001-2014 的台大學生學籍資料

分析不同入學管道的學生組成。

在 2000 年，當時 90.4% 的學生透過聯考

入學（對比考試入學）、

5.4% 的學生來自推薦甄選（之後的學校推薦）、

4.2%的學生來自申請入學（之後的個人申請），

在 2014 年考試入學僅佔 50.3%、

個人申請佔 40%、而繁星推薦則佔 9.6%。

就入學管道來說確實有變得比較多元，

但實際上對學生背景的組成來說有沒有影響呢？

還是本來的既得利益者

重新分配到不同的入學管道而已？

一些結果如下：

 

1.性別比：

個人申請的學生組成有助平衡各系性別比：

男生多的系在個人申請會多招到一些女生，

女生多的系會多招到一些男生，

整體而言台大學生的女性比例降低；

 

2.高中集中度：

繁星推薦有效分散台大生畢業的高中：

台大生畢業高中的總數

從2001-2003 的 183 所、

2007-2010 的 206 所，

增加至 2011-2014 的 298 所，

在繁星推薦下成長了 44.7%；

 

3.地區分佈：

繁星計劃和繁星推薦

顯著改變了台大學生的區域分佈，

降低台北縣市和其他都市學生成為台大生的機率，

也提高其他地區的機會；

 

4.居住地區所得水準：

繁星 < 考試入學 < 個人申請，

這部分請見下節「多元入學有『多錢』嗎？」

 

高中集中度

高中集中度的資訊顯示

為什麼明星學校對於多元入學如此抗拒：

在 2001-2003 年之間，

前 5 名高中的畢業生就佔台大生的 46.6%，

在 2011-2014 則稍微縮減為 39.7%。

前 5 名佔台大快一半

對於這些高中來說是種光環，

對於沒有這機會的學生來說就成了噩夢。

 

地區分佈

然而就像 1.0 一樣，不同地區的 18 歲人口

成為台大生的差距依然是個驚人數字。

為了避免流失資訊，

2.0 仍然比照 1.0 使用五都改制前的縣市化分。

下表列出天龍國（台北市）、

天龍國中的天龍國（台北市大安區）、

以及花蓮縣相對於全國， 

18 歲人口成為台大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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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和台大所在的台北市大安區

相對於全國的機率雖然驚人，

但在多元入學政策演進的各階段大致是逐年下降。

花蓮縣則是持續上升。

2001-2003 年間，

台北市 18 歲人口成為台大生的機率

是花蓮的是 13.64 倍，

而大安區是花蓮的 27.56 倍。

到了 2011-2014 年間，

台北是花蓮的 7.37 倍，

大安區則是花蓮的 12.83 倍。

雖然這只是單純比例而非因果關係，

不代表大安區的真的

有什麼天地靈氣適合小朋友考台大，

但看來投胎選對地方還是贏在起跑點，

只是大安區距離起跑點比起以前近了一些。

 

居住地平均所得水準

然而在高中和地區分佈的都有顯著改變時，

地區平均所得卻沒有明顯的變動。

平均所得在前 5% 的地區佔台大學生比例

從 2001-2003 從40.79% 降到

2011-2014 的 34.77%，

但後 50% 所佔比例只從 4.62% 

微幅增加到 5.35%。

多元入學成功將學生

由平均所得前 5% 的地區分散出去，

但仍沒有成功

將學生所得分佈移往中位數以下的地區，

而且繁星推薦的影響似乎十分微小。

 

多元入學有「多錢」嗎？

從資料上看來，

個人申請的高中和地區集中度

都高於考試入學，

地區的所得水準也比較高，

因此就會出現媒體與輿論

對於「多錢入學」的解讀。

然而如果考慮到制度上的設計，

就會發現這樣的結論其實站不住腳。

個人申請的時間早於考試入學，

所以對於想考台大的學生來說，

一般都是在個人申請不如意後

才會參加七月的指考。

因此高中集中度上升，

很有可能只是因為那些本來考試入學

就會上台大的人，

在個人申請的制度之下選擇提早解脫。

貿然從這樣的結果中推論出「多元 = 多錢」

其實是邏輯上的謬誤。

 

居住地所得：按入學管道

如果實際上看一些數據，

就 2011-2013 年學生居住地區的家庭所得

排名來說，

所得水準前 5% 的地區在考試入學和個人申請

分別佔 35.36% 和 36.9%，

以地區平均這樣比較粗糙的數據來說相差無幾，

但在繁星推薦這數字只有 22.11%。

如果是看所得排名的後 50%，

考試入學和個人申請分別佔 5.05% 和 4.33%，

而繁星推薦則超過它們的兩倍：11.56%。

從這組數據看來，多元入學非但不是多錢，

反而還有助收入較低的地區的學生上台大。

 

低收入戶比例

和 1.0 一樣，因為沒有個別學生的資料，

我們只能知道多元入學

有成功將機會帶給弱勢地區，

但沒有辦法知道這些機會

是不是分配給弱勢家庭。

不過從低收入戶比例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11-2014 年間全台的大學生

低收入戶比例為 1.38%，

而台大僅 0.56% 的學生屬低收入戶，

但繁星入學的學生中 1.6% 的學生屬低收入戶，

顯然繁星推薦對低收入戶子女進入台大有其助益。

另外，指考生的低收入戶比例

也高於個人申請，

但因為還是無法排除

「本來就會上台大的人提早放暑假」這因素，

我們仍然無法推論「個人申請 = 多錢入學」。

 

想想一般宣稱

「個人申請 = 多錢入學」的邏輯，

大多是說家境好的小朋友可以從小補英文、

補才藝、懂穿衣也懂吃飯，

在面試和準備申請資料時有優勢。

但這優勢難道負責面試的教授會不清楚嗎？

如果擔心面試會偏袒家境好的小孩，

系所在審核學生時大可以忽略所有的才藝證書、

甚至是刻意為沒學過才藝的小孩加分。

反而是只看考試成績的審核方式，

沒錢補習的學生相對於家境可以負擔補習費的

學生必然處於弱勢，而且還無從補救。

 

2.0 缺了什麼：繁星電指考

這些結論顯示，從現有的資料來看，

多元入學確實有成功分散台大學生的來源。

然而它們也有一些共同的限制：

 

1.缺乏個別學生的家庭背景資料，

只能以居住地區的平均值代替；

 

2.我們知道這些學生來源有分散，

那他們進大學後表現如何？

 

這兩點都是資料本身帶來的障礙，

所以也只能兩手一攤說我們已知的就是這麼多。

李浩中、李文傑以及連賢明 (forthcoming) 

分析 1994-2012 政治大學的學生入學資料，

同樣只能以居住鄉鎮的平均報稅所得

代替學生的家庭收入。

他們也發現多元入學

將機會帶給更多非明星學校的學生，

也讓居住地區平均所得和城鎮化程度

相對較低的學生有機會進入政大。

">白經濟TalkEcon)

 

以第一點來說，

更多的學生來自平均收入低的地區，

會不會是因為地方角頭之子上了台大，

而角頭鄰居全都一窮二白，

所以拉低了入學地區的平均收入？

這有可能，但資料上也無法驗證。

不過從呱牛的經驗來說，

那些來自過去

沒有人唸這麼難考的大學的環境的學生，

他們的示範往往能鼓舞其他同鄉來嘗試。

過去他們老家沒有人來試，

很有可能只是因為

以前大家沒有意識到「這也是個選項」。

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研究也都指出

「榜樣 (role model)」是提升

地區教育水準的關鍵。

研究上大家都還是希望能取得更詳細的資料

來驗證「角頭之子假說」，

但就算真的得利的是低所得地區相對有錢的家庭，

基於鼓舞人心和開拓選項的作用，

這應該也是好事。

 

第二點就比較困難了。

做研究時無法取得學生在校表現的資料，

我們怎麼知道繁星學生收進來沒有被慘電？

台大的資料無法回答這問題，

但中山大學的葉高華老師根據 2015 年該校

的學生按系级抽樣的調查進行分析，

發現繁星入學對自述名次有顯著的負向關聯，

也就是其實是繁星生入學後平均表現

優於指考戰神，

而申請入學的學生與指考生則沒有顯著的不同。

另外因為自述名次可能有偏誤，

葉老師從中山大學教務處取得

全校學生匿名的成績資料，

結果以 2007 年入學者的畢業平均成績來說，

繁星生 79.2 分、申請生 76.6 分、

指考生 77.1 分。

再怎麼算，被電的還是指考生。

 

別忘了：考大學只是特技表演

然而用學生進大學後的表現來質疑繁星計劃，

其實就是搞錯了繁星的政策目標。 

2007 年教育部推動繁星時

宣布的目標是「照顧弱勢、區域平衡」，

因此如果繁星生入學後表現不佳，

點出的問題不在繁星選到不會唸書的學生，

而是單純在篩選階段推動公平還不夠，

需要在入學後持續幫助

繁星生才能真正達成區域平衡。

國外不少大學會對家中

第一個上大學的學生提供額外的課業資源，

但在台灣基本上是進了大學後自生自滅。

好在繁星生們十分爭氣（或是其他人太混），

在考試就是真理的台灣，

為多元入學在砲火中保存一些顏面。

 

此外，以繁星入學成績門檻較低

來判斷學生是不適合唸大學，

這是有效的方法嗎？

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考大學是個毫無用處的特技表演。

學測或指考的前一天，

大概是各位這輩子記得最多無用的資訊、

一個月內會忘記的資訊、

還有除了考試以外絕對不會出現的題型的一天。

學習與生活中，大多數的問題

都會以我們不曾認識的型態出現，

但考試考得高只是把特定的答題技巧

練到爐火純青。

我們為什麼要以這麼沒用的技能，

來粗糙判斷說繁星學生表現會比較差呢？

 

哈佛法學院第一個非白人

的女性教授 Lani Guinier 

曾做過一份研究，

看看法學院入學考試 (LSAT) 

能不能有效預測哈佛法學院學生的表現。

雖然美國申請大學的制度很靈活，

但申請法學院其實和我們考大學很像，

幾乎完全以大學成積和 LSAT 分數作為基準，

而且各校法學院之間的排名

也非常的固定且受廣泛承認。

LSAT 作為這麼僵固的體制裡

一個特定領域的入學考試，

預測學生表現的能力

應該要比我們的學測或指考準得多。

結果呢？ 

LSAT 只能解釋

法學院一年級生 14% 的成績差距，

遠低於 LSAT 與家庭收入間的相關性。

呱牛曾在 Guinier 的一場演講中

聽她如此陳述這結果：

用 LSAT 成績預測你爸媽開什麼車，

比預測你在法學院的表現還準。

 

 

 

結語

在接觸多元入學的相關研究之前，

呱牛還真沒想過我會有稱讚教育部的一天。

台灣教育有個特色：

人人都同意教育有問題，

問題到底是什麼卻從來沒有任何共識。

我們的教育辯論

也常在各式各樣的細節和假議題上打轉，

要能觸及問題核心總不容易。

然而從〈誰是台大學生？〉1.0、2.0 

到政治大學、中山大學的研究都顯示，

繁星縱然不完美，卻已經是現行制度中

最能將機會拓展到相對弱勢的地區的。

 

現在反對多元入學的聲浪中，

不少意見其實都源自忽略真實的現況，

以及想像力薄弱使得對「公平」產生誤解。

1.0 與 2.0 前後相隔 14 年的兩篇研究，

應該能告訴我們就現實來說，

聯考沒有比較公平，

而繁星確實也把上台大的機會

帶給更多弱勢地區。

堅持考試才公平的人，

除了要努力忽略這些事實，

也需要避免成功想像出

聯考會如何優待家境適合考試的學生。

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前者，

希望這篇能稍為解決；

而針對後者，

那就是呱牛認為多元入學最重要的效果：

不是讓以前沒有機會的人進台大，

而是讓目光狹隘的好學生

多多認識出身與他們不同的人。

 

參考文獻：

駱明慶 (2002)，「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駱明慶 (forthcoming)，「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經濟論文叢刊》.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 (forthcoming) ，「多『錢』入學？從政大學生組成看多元入學」，《經濟論文》.

葉高華 (2015)，「考大學及其背後的故事──以中山大學為例」，巷仔口社會學.

Sturm, Susan and Lani Guinier. 1996. “The Fu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Reclaiming the Innovative Deal.” California Law Review, 84(4): 953-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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