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shutterstock)

 

作者：路怡珍

 

路怡珍：

我們在這裡努力著，希望被全世界看見  

台灣，30 世代，美麗不少，哀愁更多

比起上個世代，我們能動力強，

不斷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

卻越找越茫然，卻步地望著台灣以外的世界，

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曾在台北、香港、北京與紐約工作的財經主播路怡珍，

親身體驗到不同國度的城市年輕人，

他們正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企圖成為國家與城市的下一代接班人。

回頭看往自己出生的台灣世代，

她發現有太多出不去、回不來的苦悶，

這樣的氛圍似乎困住了台灣30世代的夢想與氣力。

如果我們悶著頭在島嶼上得過且過，

不去一探外面的世界，

未來該如何帶領台灣走出去呢？

跳出現有的框架，

路怡珍想帶你看看紐約新創團隊大膽的創意、

看看香港連談感情都求快的效率、

看看北京年輕人想稱霸世界的底氣。
 

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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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世代，有著不同道路、夢想的年輕人

擁有的共同記憶：

台灣，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

寫這篇文章時，台北氣溫低而濕氣重，

我剛播完新聞下來，一邊整理稿子，

一邊從臉書訊息上，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

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

有人從蒙古做完固沙志工正準備回到台灣、有人在北京，

幫時尚雜誌封面修李冰冰的第 218 張照片、還有人為了圓導演夢，

泡下今天的第二碗泡麵，好節省一些開銷來拍電影：

那是一碗統一肉燥麵，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

還有我們習慣的廚房的味道……

這些，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

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坐在教室的那幾年，

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

還分不出來誰是誰，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

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

生活際遇不同，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

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

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生長在台灣、

永遠把台灣當成家的 30 世代年輕人。

我們是那種在張懸拿起巨幅國旗時，

內心砰砰跳地震耳欲聾；

而在被甘比亞斷交時，

會再默默把台灣邦交國複習一遍的年輕人。

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我們足跡走得更遠：

19 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

22 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

email 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

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 YouTube 連結；

在《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中文版尚未問市之前，

我們便迫不及待用 Kindle 電子閱讀器

看英文版的《Eat, Pray, Love》；

在風行網上搜尋《The Voice》《紙牌屋》和《中國好聲音》；

如果有幾分閒錢，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

從峇厘島按摩、韓國東大門血拚到紐西蘭高空彈跳……等，

都在願望清單。

我們說台語、英語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

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

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

我們瘋的周杰倫在 R&B 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

第一次聽演唱會的主角五月天，

在英國BBC 作了專訪，被譽為「華人披頭四」

—快要 30 歲，我們的世代，靈活而不斷游移，

快速多變，追求自我的自由。

 

對於未來不確定的憂慮，讓我們茫然了

 20 幾歲的十年，我們能動力強，

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

轉換生活的城市，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

改變專業跑道，改變情人……

在還是 20 幾歲的時候，這些變動發生得都很自然，

因為成本不高，報酬卻很豐厚。

只是，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

盤據心思的念頭，

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野心、熱望，

轉變成一個又一個，

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

「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很灰心。」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三至五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產業衰退狀況嚴重，職位上做著做著很無力。」

「煩惱事業和感情，這個世代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

「頭上是一群和時代脫鉤的政客，

輪到我們當家還要幫他們接爛攤子。」

「財務狀況穩定不下來，無法結婚。」

「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的朋友，

繞了一圈，說來說去，在快要逼近 30 歲的此時此刻，

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

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

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

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

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

我又想到了，剛剛播到的新聞，

2015 的 6 月台灣的失業率為 3.71%，

15 年來同月最高，而薪資水準，

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回到了民國 87 年的水準：

剛好，那一年，我們國小快畢業，

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得一模一樣。

當時的我們，

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會這麼嚴峻嗎？

 

 

新加坡、在北京、曼谷的年輕人

卻不像我們一樣，對未來感到恐慌不安

這跟在新加坡、在北京、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

在北京，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

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

那個北大學生，百分百相信自己

會開出一間中國的阿里巴巴來影響全世界。

這個夢想，他會直接霸氣地說出來，

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

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每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 700 萬名畢業生，

這當中，還能再產出多少個騰訊、百度、Amazon 或是 Google？

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

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

最新「保障房」的規畫，

讓家庭月入在1000 新元（約 24,000 新台幣）左右的上班族，

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

我們聽不太到

「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所以乾脆留在家」的案例。

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把西裝熨得筆直的上班去，

認真工作，也認真玩樂。

 

 

而台灣卻變成了一座圍城，

困住了自己，迷失了方向

台灣呢？

而的確，台灣 30 世代，

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

所以我們留學、交換、外派，

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

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

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

殊不知，生活在台灣時，目光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

但好不容易到了異地，又會難為情地頻頻想起家鄉。

這一瞬間，我們記得了外面的好，另一瞬間，

我們又記起了外面的不好：

生活永遠在他方。

 

台灣轉變成一座圍城：

裡頭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

兩邊的人，都不快樂。

 

矛盾互相傾軋，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感覺」、

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

30 歲的我們，太多問號，變得敏感纖細而不敢言說。

於是在迷惑和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下，轉而追求小確幸。

常常忘我地討論一集《康熙來了》，或是咖啡的溫度，

或是檸檬與糖的比例，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

小確幸容易掌握多了。

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對未來的不安，限制住了年輕人往前的勇氣

不敢言說，這個代價是：

30 歲的我們，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

沒有前後文，也沒有對照組；

代價是，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

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力，逐漸顯得輕薄、散漫而失重。

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心理焦躁感越大，

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惡性循環，雪球越滾越髒。

當想及，現在 30 世代的年輕人，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

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

那接下來台灣的面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

如果再去比較，在新加坡、曼谷、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

跟我們一樣年紀，卻帶著他們的篤定、樂觀、和信心繼續成長，

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

我們心慌著面對向前來的劇烈挑戰，我們憂心哀愁。

 

但同一時間，問題其實是一個立體的球面，

不是「台灣vs.世界」的兩極，

而是「把世界帶來台灣，並從台灣看到世界」。

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都做了許多努力

—有 20 歲的年輕男子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音樂大賽中奪牌，

得主感謝一直低調贊助他的企業；

觀光局邀請男神木村拓哉來台拍攝觀光影片，

當世界頂級設計雜誌《Monocle》推出的時候，

政府就曾經安排他們和台灣接軌，

專文介紹台灣的人文、景色、美食。

 

 

你跟你的事業一樣偉大，

跟你的夢想一樣年輕！

說到紊亂的媒體現象，

天下雜誌財經記者創辦的《換日線 Crossing》，

集結海外有著豐沛故事的才子佳人，

聊生活、聊價值、聊國外工作選擇

除了 MBA 和外商總經理，還有什麼別的。

有人從哲學系畢業一路做到了國際銀行副總、

哈佛高材生不當醫生而到了紐約麥肯錫打拚公共政策，

只因為他心中想著台灣、想回台灣找防疫和健保補救。

我們都是媒體人，

我們都在一個被抨擊弱智的生態圈下日復日工作，

理當對這個環境更喪志、更悲觀，但悲觀很容易，

「做些什麼」是一個更難的選擇。

這樣的例子，我還可以再講出 10 個、20 個……

台灣就是這樣，

可能所有的藝人都去中國大陸做實境節目了（也把髮妝師帶去了），

但空閒的時候，

一定還是在聊台灣的好，一定還在想念著台灣。

想起台灣的美麗，同時想起台灣的哀愁。

大家同時都沒有放棄，都正在找美麗與哀愁的解答。

包括我，我的朋友、同儕，都快要 30 歲了，

馬上台灣就是我們要負責的。

我看著你、你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結婚、升遷、照顧家人、發展事業，重心千千百百種，

唯一一種不變的，

就是我們愛這片讓我們長大的土地，

心裡知道她的好沒有人能替代。

這片土地把我們養大，而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責任，做些比自己還更重要的事。

「你跟你的事業一樣偉大；跟你的夢想一樣年輕」，

我們一起做些什麼。  



北京 Part 2

 

不自我設限的底氣

你不知道 Google 培養接班人的秘方

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

Google 給他們最需要的：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

這些人，只要有 20% 還留在 Google 裡面，

就是值得的投資；但就算 80% 的人外流，

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 Google 買走的公司……  

「如果有什麼人可以贏得過我或布林或佩吉，

那個人，應該在這一群人當中。」

很難相像，

這句話竟然是從 Google 的執行董事艾瑞克．史密特嘴中說出。

而他口中所說的、可能會贏過他的「這一群人」，

指的是 Google 從 2002 年

開始執行的 APM 計畫（專案經理助理）所篩選出來的菁英。

 

培養GOOGLE接班人： APM 計畫

這個 APM 的概念，是由現任創新工廠執行長、

前Google 亞太區總裁李開復在一次晚餐會告訴我的。

他說他還在北京的時候，

就幫著當時的 Google 副執行長梅莉莎．梅爾（Marissa Mayer）

跟她所帶領的 APM 們交流。

我們常常在討論要有更好的年輕人再教育，

找出下一世代有為、有想像力的人才，

或許 Google 的做法能夠有些啟發。

APM 計畫是什麼呢？

它的概念相當簡單，每年 Google 會選出 20 個最有發展潛力、

幾乎是才剛畢業的年輕人，

立刻安排他們每人負責一條重要的 Google 產品線，

從 Gmail、AdWords 到 Maps……等。

此外，安排每人和一位有經驗的、資深的經理人配對，

這些經理人就成為 APM 們可以請益解惑的導師，

而這些導師也監督 APM們的發展。

目標是讓他們於兩年時間內，

在全球各個城市盡量地實地考察或是職務輪調，

從國際市場第一手直接學習。

 

 

他們年輕又毫無經驗，

卻有無限大的可能

這些 APM 有的「血統純正」

，加州長大、史丹佛電機系畢業、大學就開始自己創業；

也有的沒有科技背景，李開復回憶，

一位 26 歲剛從柏克萊政治系畢業的女生，

就是他看到的 APM 成員之一。

APM 共同有的幾個特色，

一是年輕，22 至 27 歲，可塑性極高。

二是他們非常、非常的積極、充滿好奇，

而且主動學習，根本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是梅爾最常形容 APM 的字眼，

並且還說過，就是因為停不下來，

APM 跟布林和佩吉「有著同樣的基因」。

訓練 APM 們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讓他們在兩年內到不同的城市和國家，

直接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

他們在印度班加羅爾跟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必須長時間照顧作物的農夫聊天，

試圖理解在當地文化下，什麼服務是真正被需要的。

有一天，這群 APM 被分組，每組人拿到 100 美元，

功課是在限時內盡可能買到整座城市最古怪的電子商品，

他們還被要求要跟當地的商人殺價，

有人竟然買回得用 USB 充電的電子菸灰缸；

他們去東京六本木、以色列特拉維夫，

當然他們來到了北京，

試圖理解中國的互聯網生態。

有一次，李開復和梅爾一起接待 APM，

16 天的時間，APM 們已經走訪了4個不同的城市，

當中還有一位美國《新聞週刊》的專欄作家

史帝芬．李維隨行記錄報導。

梅爾親自負責行程規畫，

她希望每一次會議、活動、對話都是設計精良、饒富意義，

不能浪費，連調時差睡覺的時間都不可以有。

有一天晚上，在吃完烤鴨後，梅爾跟APM 說：

「現在，你們只有兩個選擇，可以去當地的夜店跳舞，

或選擇陪伴我跟開復一起喝茶。

就這兩個，回去飯店房間睡覺不是一個選項。」

大部分的 APM 後來都跟著一起喝茶，

不過其中有幾位，在茶上來之前就先打了瞌睡。

還有一年，李開復跟 APM 晚餐的形式是，

李開復發表了 10 分鐘的講話之後，

就要到每桌回答 APM 的問題，

每個 APM 都可以問問題，

但每上一道新的菜，

李開復就要換到下一桌，回答別人的。

那一天晚上李開復回答了快 60 個問題，菜倒是沒吃到一口。

 

 

讓年輕人的親身體驗，深入了解消費者所需

APM 的行程也包含遊戲和親身體驗。

李開復曾經被要求過要請每一位 Google 北京的員工，

一人帶著一個 APM到一個「特別」的家庭裡用晚餐。

這種特別的家庭可能是：

全家人都沒有用電腦的習慣，根本不了解什麼是「互聯網」；

或是另一種極端，全家都是競爭對手公司產品的死忠擁護者，

在這些情境裡頭，要怎麼進行晚餐是很特別的考驗。

還有一次，APM 們一人拿到 1000 元人民幣，全部被丟到中關村，

看看他們在限時之內能買到什麼「寶物」，誰最會殺價等。

有人竟然買到了山寨版的迷你小 iPhone，大小是 iPhone4 的一半；

也有人買到了手機投影機，只要帶著手機，影像就可以被投射出來。

對 APM 來說，最真實的學習，發生在這些最真實的互動和談話中間。

值得一提的是，讓 APM 親自到不同國家，重點就是要了解不同文化，

因此策略上，可以完全不用同意，甚至推翻總部的規定。

例如，總公司政策是不允許上電視推銷產品

、刺激流量，總公司認為要做，

就要在互聯網的渠道做，針對鎖定的目標觀眾傳播。

但是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知識分子少，草根群眾多，

大眾還是透過看電視來獲得資訊，

因此行銷如果從互聯網開始做，效果反而不大。

 

李開復為了證明這件事，還特地組了一隊「Google 精英隊」，

上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紅牌節目《天天向上》，

這是一個在中國非常受歡迎，討論禮儀和輕鬆話題的綜藝節目，

台灣藝人歐弟還是主持人。

李開復希望能夠用新的方法拓展品牌印象，

後來事實證明刺激出巨大的流量。

即便是李開復離開 Google 之後，

梅爾還是常常要他跟APM 說話，

李開復發現他們感情也變得非常緊密，

這對公司、對他們自己的人生，都是十分有助益的事情。

這些年輕 APM，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在計畫結束後五年還待在 Google。

但是透過這樣的計畫，

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

Google 給他們最需要的：

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並且透過信任的放權，

讓他們一畢業就挑起重擔，擔任重要產品團隊的經理人，

這等於又給了他們實戰經驗。

各方各面都訓練他們迅速成為領導者。

這些人，有人後來帶領發布了 Google Maps，

有人後來帶領價值數百萬美金的 AdWords 再創下新高，成績斐然。

梅爾當時跟我說過，APM 只要有 20% 還留在Google 裡面，

對 Google 來說就是好事，但就算 80% 的人外流，

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 Google 買走的公司。

 

走出舒適圈，與世界接軌！

整個計畫的設計，放在今天來看，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

我們為什麼要大量的跟國際接軌？為什麼要盡可能走出去？

因為這是我們最快貼近市場脈動、同時自我發展的捷徑。

最聰明的畢業生在進入 Google 後被這麼訓練，是有它的原因的。

整個APM 計畫的負責人傑夫．佛格森說過：

「到現在，只要給我五秒鐘，我就知道申請者是不是一塊 APM 的料。」

他只要五秒鐘，就能判別一個年輕人有沒有可塑性、積極度，

以及適當的心理素質能自我成長，

最終才有潛力成為偉大的領導者，進而改變世界。

而這種人，就是艾瑞克．史密特說的「可能會贏過他的人」。

期待各行業、各國家都能從 APM 的計畫當中學習取經，

讓下一世代的明星遍地開花。

 

 

台灣，30 世代，站出來吧，

我們的努力必須被世界看見！

 

好書推薦：

全文出自《世界太精采，請你趕快站出來：

30世代的勇氣與挑戰》

 

 

 

本文由 圓神書活網 授權轉載，

原文出處： 台灣30世代該站出來了！我們的努力，必須被世界看見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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